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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景欽

近來，幾起性侵女童的案件，經法院以女童並未為抵抗為由而為輕判，引發輿論譁然，民間團體有建議以專家證人制度來抑制法官的專斷，惟此種提議，似乎有其盲點。

在性侵害案件裡，尤其是兒童為被害人的場合，因為驚恐與害怕，再加以年幼，而不可能自行去尋求救助與提告訴，所以被發覺時，相關的證據，尤其是精液與DNA證據早已喪失，也因此，在性侵害案件的審理裡，被害人的供述成為被告定罪最重要的證據，但若讓兒童出庭作證，卻又得面對二次傷害的風險。

兒童時期受性侵所造成的創傷後症候群，不僅易罹患妄想症，嚴重者更可能因此造成多重人格疾病，而難於矯治，若其出庭作證，除了必須面臨來自於被告方的對質與詢問外，又必須受到法官的審視，若法官指揮不當，很可能從審判被告而演變成對於被害人的檢視，二次傷害因此造成，而使原本已難於回復的精神狀態，更為惡化。

因此，在兒童為性侵被害人的案件審理時，必須有別於一般證人的處理，除了審理不公開外，為了避免被害人直接面對被告，法官必須採行一定的隔離措施，至於其方式，可以是布幕、蒙面、變聲，甚而得以現代科技的視訊傳播方式，使被害人隔離於被告之外，而接受訊問。同時，在審判中，亦必須要有社工人員陪同在場。凡此種種，都是為避免二次傷害所為的保護措施，以使兒童能在不受壓力的情況下為陳述。

但光有程序上的保護措施，仍不足使兒童能夠完整的陳述，而必須有兒童心理或精神醫學專家來為導引與判斷，法官既非此方面的專家，自必須有專家證人為輔助。惟所謂專家證人，乃英美法的概念，在我國是以鑑定人稱之，所以我國並非無專家證人制度，只是名稱不同而已。

比較成問題的是，關於鑑定與否及鑑定人的選任，目前皆操之於法院之手，當事人能置喙的空間有限，更遑論被害人。更有疑問的是，關於專家對於被害時的心理狀態，如是否違背被害人意願之鑑定報告，是否足以拘束法官心證，目前仍無定論，除非屬於具有高度客觀與精確的鑑定報告，如DNA鑑定，否則類似主觀性較強的精神鑑定報告，也難對法官心證有所限制。因此，即便落實專家證人制度，恐也難防止法官的專斷。

為了彌補法官對某些領域的專業不足，早在1999年的司改會議決議裡，即提出專家參審制度以為因應，司法院在2006年7月，還曾公布「專家參審試行條例」的草案，其中針對性侵害案件的刑事審判，即規定必須由三位法官與二位專家參審員組成合議庭，而兩位參審員不再像是鑑定人般，只是提出鑑定報告供法官參考，而是與法官有相同的權力，不僅必須為證據調查，更與法官有相同的認事用法與量刑之權，評決則採票票等值的過半數決，法官的自由心證也必然因此受限制。惜關於專家參審，在司改會議已過十年後，仍未能積極被落實，此種效率實讓人不敢恭維。

長久以來，法官做出與民意有相當落差的判決，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，法院若動輒以「立法有問題」、「此乃認事用法所必然」等等為搪塞，恐使司法更佳遠離人群。為了防止司法獨斷，推動專家參審或為可行之道，惟若欲使司法更貼近人民，積極推動國民參與審判制度，或許是可以讓已經脫節的司法，能夠回到人群、回到社會的最佳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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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●作者吳景欽，博士，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。本文為NOWnews.com網友提供，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版權為作者所有，請勿隨意轉載。※→吳景欽特區）